三大歌王：说的更比唱的好

　　

　　论艺术：仿佛站到了上帝身边一样兴奋不用说，歌唱家展示给人们的就是歌喉了，美妙、甘醇、激情且浪漫的歌喉；可是他们自己也这样看吗？多明戈回答记者说：“只要我对自己唱的咏叹调满意，我就有如站到了上帝身边一样的兴奋之感。”帕瓦罗蒂干脆答道：“我利用上帝赐予我的美妙歌喉，为大家唱，为亲人唱，也为自己唱。”两人那份对自己的职业的热爱之情，真是溢于言表了。当然，成功的背后也有艰辛与苦涩，卡雷拉斯就说过：“我就像吉普赛人一样，到处旅游演唱，同亲人聚少离多……虽然到处忙碌、被人包围，可也会有孤独的时候。我甚至问自己：这种男高音生活是否太过疯狂了？”一个“吉普赛人”的比喻，道出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奋斗历程和感慨。事实上，正是这种近乎“疯狂”般的生活，才使男高音们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追求。从小受西班牙音乐影响的多明戈对记者谈起他的理想时，说：“我顶热爱歌剧，可也喜欢现代流行音乐；我的梦想是，把爱好古典音乐与爱好现代音乐的两部分观众揉和在一起！”帕瓦罗蒂虽然被称作“高音C之王”，可他却并不歧视现代流行音乐，对权威的有关他涉足流行乐曲的批评，帕氏答道：“它是历史的一部分，成千上万的人都唱它，我能不唱吗？好的流行音乐是没有流派风格的轻重之分的。”一个谈的是内心直白，一个诉的是真知灼见：斯人斯言，不正是一种“平民化”的表白，一种率真的艺术观的倾诉吗？大约正是这种对于人间真艺术的关注，在世界杯决赛之际，三大男高音相聚之时，才有了帕氏的一个奇特想法：他对卡、多二位提议说：“我们干吗不把这场音乐会开到世界各地去呢？”于是，一次闻所未闻的世界巡回演出开始了。跟他们的言辞一样，三大男高音以“站在上帝身边”般的激情与疯狂，唤来的则是世人的一派激情与疯狂，真真令人大开了眼界。

　　

　　诉亲情：他不会为一个女人而离去也许，对于普通人来讲，除了聆听三大歌王的金嗓子外，更想知道一些他们歌声背后的个人生活。对于自己的妻子，一位记者向三人提出了一个古怪的问题：“当你唱咏叹调的时候，是想到自己的夫人呢，还是想到其他人物？”对此，卡雷拉斯满不在乎地答道：“反正我以最佳状态演唱，其他则听天由命去。”多明戈机智地答曰：“如果我在音乐会上看到前排有几个女士时，我常常特意去说明哪几支咏叹调是‘献给’她们的。至于夫人么，总是表扬我懂得礼貌。”如果说前者的话多少有些含混和漠然的话，那么后者的言辞中却分明有一种纯真的童趣与戏谑味儿了。至于帕瓦罗蒂，他对亲情的关注与直露似乎更胜于卡、多二人。他对记者说：“我一走下舞台，就希望被人们遗忘掉——只要有亲人在身边则足矣。”一次在纽约演出时，他邂逅了一位名模，两人出双入对，此事传到帕氏夫人阿杜阿耳边，她却说：“他可能会被一盘美味勾走魂魄，可为了一个女人离我而去？——决不会的！”后来，一家杂志偷拍到了帕氏和女秘书接吻的照片，有记者问他有何想法，帕氏答道：“你可以想想，我都快60的人了，如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，有一个26岁情人的话，不也是一种福气么？可惜这不是真的。”他还坦言：“不错，我喜欢有女人围在身边，如果她们漂亮能干那就更好，因为她们比男人更灵敏，更善解人意。何况我自小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。”这些话，狡黠也有，真诚也有，无不充满着一个艺术家对亲人、对人的独特理解，让人听来毫无矫揉造作或故弄玄虚之感，能说不是这位歌王的内心坦白么？

　　

　　说个性：“那些虾一定非常好吃，对吧？”三大男高音虽然是以其美妙的歌喉感染人的，可是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话语，同样富于人情味的魅力。说对待金钱的态度吧，三人的回答便各有千秋。卡雷拉斯显得较为平静：“我不以为自己就富有了，其实，赚大钱的日子并不多见。”而多明戈却非常机警地回避道：“我唱歌，那是因为我必须将上帝赋予我的‘财富’转赠给大家。当然了，我也过得很幸福，尤其是人们都认为我值钱的时候。”后者的狡黠，不恰恰同前者的质朴相映成趣么？帕瓦罗蒂却与众不同，他认真而俏皮地解答道：“我收入的60％都让税务部门拿走了。不过，我有房产，有马匹，——我的财富还包括我的三个女儿。如果说不是夫人陪着到处去演唱的话，我肯定会饿死的。”难怪乎，在听说了在1998年世界杯演唱中，三人每人可获得1000万美元的收入以后，帕氏禁不住发出童稚般的欢呼：“上帝啊，这可不是个一般的数目呀！”其实，帕氏的幽默感时时处处都有非同寻常的“表现”，它更多地体现在那些近乎孩童般的“稚言呓语”之中。人们都爱“关心”他的体重，可是别人问及多重时，他却答道：“比过去轻。”如果再追问他过去多重时，他却又答道：“比现在重。”这种近乎绕口令的回答，不正显示了这位歌王所特有的机趣与诙谐么？一次在纽约与威尔士王妃一同进餐，他瞥见王妃盘子里的烤虾十分香嫩，便悻悻地问：“那些虾一定非常好吃，对吧？”岂知他连说了两次，王妃也没能领会其意，帕氏终于按捺不住了，干脆直言奉上：“我已经连试了两次，似乎都没什么效果。那么，我还是直说了吧：你能分给我一只烤虾尝尝吗？”瞧，何其天真之言，够让人捧腹了吧。

　　

　　讲名气：“今晚只能打85分。”无论如何，将帕瓦罗蒂、卡雷拉斯和多明戈三人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男高音是恰如其分的。不过，三人尽管经常合作，却也有相互龃龉的时候。或者为谁该唱什么曲子，或者为用谁的编曲人，或者为同主办者的谈判等等。那么，当三大男高音共事之时，他们相互之间又是怎样评价对方呢？应当说，这确是记者和歌迷们感兴趣的“热点”问题。事实上，对于“你喜欢同行吗”的问题，三人的回答似乎都各有苦衷在心头，也各有微词。帕氏指着多明戈的一张唱片对记者说：“瞧瞧这个吧，就像是精选的劣质品的集锦。”而多明戈也少不得反唇相讥：“那个意大利人好妒忌，他全然不能忍受我比他年轻的事实。”卡雷拉斯也对帕氏颇有不满，道：“三人合唱时，他（指帕氏）总是摆出一副独唱的样子，似乎站在他身旁的人只是他的陪衬而已。”然而，说是傲气也罢，说是不屑也罢，在世界杯上，在巡回演出上，三人毕竟还是合作了，而且更多的时候还合作得相当愉快和开心，此举也令世界的歌迷们大饱耳福，传为佳话。尤其是在观众面前，所谓名气仿佛也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正如帕瓦罗蒂说的那样：“观众的鼓掌就是我的氧气，我的嗓子是在热情的观众面前才开花结果的。”应当说，这是一个十分精当的比喻，也是帕氏一贯尊崇“上帝”观众的平民意识的体现。一次在旧金山演出结束后，帕氏对欢送者道：“今晚只能打8?5分——请记住，我是从来不给自己打10分的！”还有一次帕氏在意大利那布勒斯演出，遇到一个推小车卖饮料的小男孩，见人们都拥上前来，男孩大惑不解地问他：“你是谁？干吗人们都来看你？”帕氏答道：“我是卢契亚诺·帕瓦罗蒂。”那男孩一片茫然：“这个名字又能说明什么呢？”帕氏只得耸耸肩，说：“说明我是歌剧演唱家。”男孩嗯了一声：“我不懂歌剧。可你在哪儿唱歌呢？”帕氏饶有兴味地答道：“在世界各地，比如说伦敦、巴黎、米兰、纽约等。——当然，也在祖国，在那布勒斯。你愿意成为我的客人吗？”小男孩摇摇头：“我每天晚上得呆在这儿卖饮料，妈妈说到九点才能收摊。”帕氏听罢，立即要来他家电话号码，安慰他：“我会说服你妈妈让你来的。”果然，他打了电话，可男孩的母亲却拒绝了这份邀请。此事令帕氏十分遗憾，很久很久，那小男孩的形象总浮现在他眼前，也愈发坚定了他为大众歌唱的信念。上述对话也许质朴得不能再质朴了，可从中我们不是正好窥见到了一颗大明星光环下的同情心吗？同帕氏那份对于普通人的关爱之情相似，卡雷拉斯成名后，也这样对记者说：“当我在歌剧界所向无敌之后，我便不再以艺人的身分考虑问题了，而常常以卡雷拉斯个人的立场来看事情。我想，作为一个艺人，你已经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；可是，作为一个人来说，你到底又做了些什么呢？啊，上帝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让我在这人生中占有一席之地吧。”多明戈尽管在三人联合演唱时要价声最高，可当记者问道“没有报酬你也会唱吗”时，他却平静地答道：“如果是为公益演唱，我随时都会去。那次为墨西哥大地震殉难者义演，我就义不容辞地去了，更何况我是在墨西哥度过我的青年时代的呢。”何等诚挚、动情的话语，何其率真、自豪的言谈，那将艺术奉献于普通人的情感和愿望，能不令人真诚地给予赞美吗？
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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